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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谈•古文篇】人用得很好的文言文怎能因“去中国化”

2017-10-13 09:45

  近期,教育部门课程审议会提议,岛内普通高中语文的文言文比例从原先的45%至55%降至30%,将20篇文言文减到10篇,并在此前举行为期一周的网络投票,在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委员选出54篇古文及诗词中,网友投票选出前10名。

  在仅有571位网友选出的10篇文言文中,只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苏轼的《赤壁赋》、司马迁的《鸿门宴》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4篇是“语文领纲小组”的选文,其他6篇都是新增、与相关的文言文,且无论内容、文字或意境,都与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大家相去甚远。

  此举旋即在引发反对声浪。截至8月26日下午6时,有超过45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专家与联署声明,捍卫课纲修正不要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

  然而,从1997年时任地区领导人推出“认识”教科书,把“我国”变“中国”以来,的课纲修正始终没能绕过的影响,背后正是蓝绿两党以“中国文化”为轴线的拉扯。

  陈时期大力推动修改语文、历史教科书,把原为高中必修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改为选修,把“国语文”、“中文”改称“华语文”,把“史”从“中国史”中抽离等。

  到了时期,面对文教界的呼吁,在2012年重新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改回必修,又在2014年通过“课纲微调”,试图逆转“分离史观”,其中就包括调高“国文课纲”中的文言文比例,以及把“中国”改为“中国”等。

  然而这次“微调”在2015年正式推行后激烈的抵制。正是“反课纲运动”将学生代表送入课程审议会,也才有了文首“中学生审课纲”的巨大争议。

  为何、陈、三人调整课纲导致的社会反响差异如此之大,其中暗含两个问题。一是李、陈二人在两岸交流仍不密切,、网络亦未全面普及的时代“先下手为强”,到了时期,再想通过教科书来争夺年轻人的中国认同,常常事倍功半、容易被带向“”的。二是从“草根”“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论在动员、,乃至“议场攻防”上,都比“不接地气”的更为擅长,使得后者常处于被动,就算有理也很难真正向社会大众清楚传达。

  长此以往,在这场“去中国化”和的博弈中,“蓝天变绿地”不断上演。

  由暗潮形塑的课纲之争,留给现实的痕迹却是具体可循的,文言文水平的代际变化就是明证。

  其实直到现在,不少没到过的说起对的印象时,多半仍然会有“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得很好”“温良恭俭让”等评价。而来自的国学“大师”们,更曾一度风靡。直到最近,一位高中校友的父母还送了我两本蔡礼旭所著关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书籍,我翻开作者简介一看,又是人。

  真实的社会又如何呢?2011年首次陆生赴台求学时,最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的书信礼仪。像“顺颂 时祺”这样的格式,我在那年做交换生时第一次授“半文言文”的回信中感受到了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有此同感的学生不在少数,而在几年前的一则豆瓣帖子中,博主就感叹“感觉人的中文水平比高”,他表示,“经常看电视中的人(包括,主持人,普通老百姓)说话出口成章,还经常使用成语、典故。”有意思的是,评论大多表示赞同,其中就分别有网友提到人从小要写文言文、繁体字。

  天津师大谭汝为教授便整理过人喜用的文言书面语,例如“台端”、 “台鉴”、 “尊驾”、“圭臬”(标准)、“国祚”(国运)、 “幕僚”(下属)、“甫”(刚刚)、“旋”(立刻)、 “至”(最)等等。这些词语在今天不大常用,只在书面语中还会使用一部分。然而在,上到达官显贵,下至平头百姓,这类词语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公文、信件中使用相当普遍。如我这样的青年学子,甫被以“台端”、“尊驾” 、“钧鉴”、“敬啟”、“鈞啟”等相称时也是诚惶诚恐,后来才渐渐“入乡随俗”起来。

  此外,在台期间与我信件来往较多的当属编辑,而就算是一封婉拒的邮件,也写得让你没脾气,像是如下两封,感受一下。

  然而,、陈时期课纲的力量正在悄然生效,广设大学又稀释了大学生的教育资源。上文描绘的画面,已经开始与当今年轻人产生隔阂。

  2012年,曾有一名在台陆生以笔名Tina在《旺报》发表文章,认为她最初对古文水平的在赴台之后找不到支点。作者在文中说,她驻足时间越长,就越加感到迷茫,因为发现身边学生的古文水平没有想象的高,还有平日里同学间的讲话词汇贫乏、语法。

  对此好友给Tina的理由是“或许是学校的差异性”,其实就是“我们毕竟不是台大”,但身在台大的我也常有与她相似的困惑。虽然我身边的台大师生当中不乏文字功底深厚、吟诗赋词作曲不在话下者。但台大内外,遇到“话都说不清楚”的学生也不让我意外。确实,台大学生水平较高并不能撼动大学生古文水平下降的整体趋势。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也与一位师弟讨论这事。他同意我的观察,认为大学生整体文言文水平已大不如前。在我问他对于“学校差异”的看法时,他指出这个差异更多体现在高中而非大学。他说:“高中打基础的时期,如果不是好学校,(对文言文)不会有太多要求。”

  而当我把询问的对象的教育背景转向两蒋时代,一位70后的作家及一位已退休的公务员都告诉我,他们的年代非常重视“国文”教育,文言文十分重要。这位70后作家还说:“我爸写信给我们也是之乎者也。”在她看来,读文言文既可学习古人智慧,又能深化中文能力。

  通过与青年、中年及老年朋友的对谈,可见人文言文水平的代际差异,及背后以课纲为代表的教育政策的影子。

  再看当下,学界呼吁课纲修正不要意识形态化的当然正当,却在冷漠的现实面前多少显得苍白。蓝绿都心知肚明,教育大计事关“认同”、能够缓慢决定社会底色,那么课纲又如何能在一个选举社会超然于?

  同样不论党派,有识之士应都了解,中国文化客观上始终是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软实力,也是长久联系两岸情感、在关键时期缓和对立气氛的纽带。

  倘若方面以挂帅文教、草率对待课纲,今后不止对的文化亲近可能逐渐被“去中国化”的所替代,而未来人在两岸及世界大市场中原有的语言及文化优势,恐怕也将在蓝来绿往的删来改去中风雨飘摇。